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至今已有10年。在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

　　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前3500～前1500年，在中国时空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先何时点燃文明的火光?这些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

　　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到1926年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新世纪的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不懈探索。

　　市场中还有这样一类投资者，他们只捕捉长期停牌之后复牌的股票，这种做法有其合理和可取之处，因为长期停牌的股票一旦复牌一般都会报复性上涨，但问题在于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一般来说，停牌前已经买入的投资者也有复牌后股价飙升的预期，他们不会在复牌后立即卖出，刚复牌股票的换手率很低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只有在原有投资者认为股价已经没有上涨空间时新建仓者才有可能买入，而此时买入就等同于套牢。

　　自1999年国家审计署首次公开审计报告后，从2003年起以制度的形式推进审计报告的公开，每一次审计报告都会刮起一场审计风暴。不同的是，社会已从“喝彩”、“围观”进一步走向“追问”和“质疑”。正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审计风暴刚刚刮起的时候是审美，公众为审计部门的工作和精彩来鼓掌，后来慢慢过渡到审丑，今天，正在演变成审丑疲劳。因为还是那些老面孔、老问题，而且没见到多么严厉的处理，就像一份体检一样，每年都做体检，但从来不治病，有的时候开药、治疗、手术，不由这个体检部门来办，医生也不说话，慢慢大家产生了无奈。”

　　还是先从1860年说起吧。
　　 那一年,一个叫戈登的英国人,指挥英法联军,一把火烧掉了圆明园,也给中国近代史烙下一块疮疤。是谁烧掉了圆明园，在中学历史考试中，经常会成为一道试题。
　　 后来，这个被载入中国历史书的戈登，又带领侵略军打到了非洲的苏丹。只不过这一次他没那么幸运，在苏丹的反抗运动中，戈登被苏丹民众用长矛戳死在总督府的走廊里。
　　 来到苏丹的中国人，大都会被带到戈登被戳死的地方参观。苏丹朋友也会开玩笑说，看，你们欠我们一个人情。
　　 讲完这个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苏丹其实离我们不算太远?

　　 理想的精英主义应该具有一种高道德的自持，有敬畏和悲悯之心，但现实是，精英主义已经被一些精英作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中国的精英阶层崛起成为既得利益者已有十数年，随着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断裂社会的不能自洽，在精英的权威坠落之后，在公共舆论领域，精英和大众的分化乃至对峙，导致的不仅是没有共识和合作，而且是没有妥协。中国的精英和大众的关系已经进入了相互塑造但方向不明的时期。现状已难以维持，社会必将变化，这也许是下一步改革的力量。

　　 与学者们饶有兴趣地凝视和解读不同，官方面对崔健却是如临大敌。1988年，“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在北京举行。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但他打算唱一首新歌。按规定每位歌手只演唱一首作品，于是他决定不带乐队，一个人抱着吉他就上台了。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崔健刚一开唱，现场一位领导马上一脸惊慌地冲到梁钦宁跟前：他唱的是什么?崔健一直吐词不清，这位领导把“红布”听成了“红旗”。“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狠狠地扔在了地上。这首新歌就是《一块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