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在谈到“幸福”的话题时“现身说法”，称如果看自己的收入数字，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挣钱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崔永元感觉自己“最富裕、最像百万富翁”的时候，是1986年刚参加工作每月挣80块钱的时候。而今每月收入虽然过万甚至更多，却经常感到“钱不够花”。
　　 健全、丰裕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给民众以安全感，却未必能从根本上充实其幸福感。上学、看病、住房既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也是民众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多个省市人均GDP已接近富裕国家水平的宏观背景下，民众的生活需求和消费需求显然不会局限于上学、看病和住房，譬如目前经济发展阶段所必然催热的休假旅游消费。这就涉及至少两方面问题：一、同样的劳动付出是否会赢得同样的报酬和福利;二、生活基本需求之上的消费需求是否能够实现。
　　 “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已是国家的民生政策导向之一。一方面，不同行业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和拉大，使居民财产出现了隐性分层——有财产积累的居民，

可以增加财产性收入;财产寡薄者显然就不能像前者一样“钱够花”。另一方面，譬如股市的云诡波谲，还很可能让居民有限的财产化为乌有。此外，养老体制的双轨制也会造成幸福感断裂。
　　 让老百姓找回幸福感，不仅仅需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要在就业、分配、养老以及垄断体制、税收调节、奢侈消费等多方面进行调整和改革。一言以蔽之，老百姓的幸福感需要向改革求诉，政府部门不断提升民众普遍的幸福感，也需要向改革问计。

　　点评者说：

　　对于部分群体来说，幸福感就是货币购买力强弱的能力;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那就是幸福;对于职场精英来说，职位晋升、薪酬上涨，那就是幸福感;对于城市的外来打工者在春节之际可以买上回家的车票，那就是幸福感。
　　事实上，“钱不够花”带来的沉重焦虑感如重石般压于大多数人身上，而从侧面的角度来看，这背后则反映了

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目前，教育、医疗、住房等占居老百姓大部分的支出，“因教致贫”、“因病致贫”、“房奴”等现象的存在挤压着民众的“幸福感”。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两会期间，契合民生需求的建议不断增加，中央财政预算也向民生领域和民生工程倾斜，希望借此时机，改善民生，树立民情，让老百姓的生活愈加美好。

　　一件物品之所以被仿造甚至伪造，是因为“正品”品牌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存在。奢侈品的特点是物稀与价高，当违法成本不是足够高时，即能够给仿造、伪造者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不单是洋品牌，其实贵州茅台酒、西湖龙井茶叶之类的国内著名品牌都有大量的假冒伪造者，而“洋品牌”之所以更容易被仿造与伪造，则因为一个“洋”字蕴藏着许多的深意。

　　此外则涉及“信息不对称”以及监管与制度、政策层面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伪“洋”品牌的售价居然可以高过真品价格的十倍，这种情况一般就不大容易在本土品牌的仿造与伪造品牌中出现，原因在于国内消费者不知道真品价格，或者即便知道境外的价格，却不一定知道“加价”是因为市场差别原因，还是关税差异原因等等。
　　 在监管方面,假冒品违规成本过低其实正是监管与惩处不力的最“终端”的表现.而且,报道中提及国家知识产权局保护协调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意方提供的信息涉及工商行政管理、质检等多个部门,跨部门行政诉讼与问题的处置在我国又会是一个有着极高社会成本的问题。同时,也许还有法律许可范围的细节问题,比如商家包装中假的意大利电话号码肯定是欺诈,但是如果仅印有国外的标志性图景算不算是欺诈?后者包装的商品摆在地摊上售卖与摆在奢侈品柜台售卖性质是否相同?这显然需要行政与司法的认定。

　　点评者说：

　　有人说企业变得“崇洋媚外”，乃是为了迎合国人“外国的品牌就是最好”的心态。不可否认的是，现如今一提到洋品牌，确实让一部分人有种高档、高雅的感觉，这种感觉何来?说白了，还不是因为很多国产品牌的不争气，为了获得一丝利益，要么是偷工减料，要么是质量问题频频，要么是服务缩水，让消费者一度感觉到“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难堪，从而丧失了本国品牌的信任度和形象。相比之下，商家与买家都变得“崇洋媚外”了。

　　一言以蔽之，在这种本土品牌信任缺失危害无穷的情形下，目前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伪洋”、“仿洋”的源头，从上游一点点梳理，提高“中国制造”水准的同时，相关执法部门也要为中国品牌生存空间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相信会有国产品牌完全赢得消费者信任的那一天，各类“伪洋品牌”的好日子也就过到头了。

　　“三公消费禁喝茅台”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压缩“三公”消费，但却不想一想,不喝茅台,也还有着价格跟茅台差不多甚至更贵的酒可以喝.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喝不喝茅台，而在于可不可以喝酒,在于如果可以喝酒有没有消费额度限制和可不可以酗酒.今天的中国,讨论、研究国是习惯于纠缠在表面皮毛功夫上,不敢触及根本,坚持根本不动摇，只治标不治本。“三公消费禁喝茅台”提案的本质，实际并不是限制喝酒，而是限制喝白酒，因为官员们所畏惧的并不是酒的价格，而是酒的度数，希望大家不要喝白酒，以能够轻松喝酒，茅台不过是在官场上的白酒代表而已。
　　 今日之官场，几乎是会客无不以酒。税收得多了，地皮卖得多了，酒也就可以多喝、喝好了。三十年前喝洋河，二十年前喝五粮液，十年前喝茅台。五粮液比茅台价格稍低，私人老板还要省点钱，五粮液成为商场酒，茅台则成了官场酒。为什么喝茅台?茅台容易上口，醉了也不很头痛，所以大受官员欢迎。茅台毕竟还是白酒，还是容易醉，醉了终究还是难受，于是，比较不容易醉的红酒就越来越受宠，但几十元一瓶的红酒是“垃圾”，上不得台面，要拉菲才像个样子，才有个气派。

　　点评者说：

　　从市场的角度来观看，民众抵制的并不是“茅台”酒，而是“公款茅台”的腐败行为。

　　当然，“三公”消费中的项目还有很多，不仅仅指向“茅台”。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经济法室副主任席月民曾提出“以钱的多少为标准去定”。不可否认的是，这的确是个相当实际的操作方法，以钱的多少为标准来定，对各个项目的规定就能显得清晰而明了。政府公布三公消费时便可依据这些规定列出具体的支出项目，进行公开说明，从而达到规范三公消费的使用。

　　总而言之，对于“三公”消费的受益者苦口婆心是不可能管用，也只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状态。只有加快制度层面的改革，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正有序的行政管理制度，让民众、政府、媒体等共同参与推动公共权力、公开透明的运行，把措施和制度以实际行动落实，才能本质上解决问题，否则一切将都是放空话。

　　公车改革，最关键的是官员有专车的观念和现实，最重要的是“做小”公车市场。以公车规模最透明的北京为例，该市给过一个窄口径的公车数量：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车实有数为6.2万辆，这一数据不包括差额拨款事业单位、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和市管国企保有的公车，也不包括中央党政机关、中央直属事业单位和央企总部及驻京办保有的公车。全口径统计，公车有几多?2006年中非论坛期间北京搞过“封存公车”，当时全北京共有汽车280万辆，其中公车55万辆，约占总量的二成。2011年底北京汽车突破500万辆，若公车仍占总量的二成(事实上，北京摇号后，私车上牌要比公车难)，则北京公车在55万至100万辆之间!
　　 谁能改到副部级及以上官员头上去?只有全国人大。谁能“做小”中国公车市场?只有全国人大。谁能将公车与产业政策脱钩?只有全国人大。
　　 包括公车改革在内的任何一项全局性改革，只有全国人大出马，才能跳出部门利益的窠臼;只有全国人大主持，才能具备足够的权威与合法性。从宪政的角度，管钱袋子、控制政府用度是民意机构的当然权力。

　　现在正值一年一度的“两会”，各路代表云集北京，正是讨论公车改革的好机会。如果通过社会广泛参与的公共讨论，全国人大能形成可执行的法律，以代替目前凑合着用的文件与细则，那就超赞了!

　　点评者说：

　　在2012年这个姗姗来迟的春天里，微博上最热的事情可谓是一年一度的“两会”，它无疑是举国人民关注的重点。而伴随着“两会”的召开，对于党政机关采购自主品牌产品作为公务用车的举措，更让中国自主品牌看到了希望所在。它对于促进自主汽车品牌的良性发展，及减少党政机关公共财政开支无疑利好。公务用车“国产化”，最终的定局和效果如何，还得看党政机关的具体实施和管制，希望不是借着“两会”的名义“说了不做”。另一方面，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也要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和信心，不能让良机到来之时，因为自身的品质不过关而引发其他问题。假如我们的自主汽车品牌能够借此机会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从而提升市场份额，那就真的超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