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球风波的结果让人遗憾，却并不意外。虽然针对质疑，一些选手作出了“保存体力”的辩解，但双方失误频频，让这种辩解十分苍白。更重要的是，故意求输在竞技场上早就不那么新鲜。
　　 让球风波面前，中国的态度十分鲜明。风波刚一发生新华社更发表措词严厉的评论文章称“输球又输人，丢人丢到家了!”让球风波发生后，反思“唯金牌论”，最重要的应该是让附着于金牌的利益有所减轻。面对一个斩获国际比赛尤其是奥运金牌的运动员及其教练，我们早已习惯了烈火烹油式的物质刺激。当金牌所体现的荣誉意义日渐淡化，转而成为丰厚物质回报的象征时，也许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人们把金牌视为一切。
　　 体育原本应该更纯粹一些。同样是在奥运赛场上，在没有任何夺金希望的情况下，尼日尔首位奥运赛艇选手吉博·伊萨卡用比多数对手慢了1分多钟的时间完成比赛。当别人都比完后，他还在那里默默地划着，长长的赛道上，留下一道水迹。他获得了2.5万名现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这样的选手不单是在展示人类可以更快更高更强，也必将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运动的快乐。

　　当发生让球风波的新闻事件之后，多数人会被感性冲昏头脑，而作为一名媒体人，应该在感性中保有相对的理性，这就是媒体人的责任。当让球风波发生后，更多的人唾弃的是运动员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亵渎，但同时却忽略了究竟是什么让简单的奥林匹克运动变得复杂了呢?
　　 第一，是羽毛球赛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小组赛的赛制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运动员拼尽全力去赢得比赛之后，面临的却是本国选手自相残杀的局面。白岩松评论的很到位：“任何不赢却可以获利的规则一定是糟糕的“。
　　 第二，奥运会的比赛是竞技比赛而不是大众体育。竞技体育是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体育活动。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战术调整难道我们真的要非骂不可吗?
　　 如果说让球风波是运动员职业道路的污点，我们应当去指责的话，请换位思考，思考一下她们内心的挣扎，思考一下他们是否会比我们更快乐。当然，也请思考一下，她们未来的路究竟在哪里。

　　新余市人大的这项决议意味着，地方政府将正式启用财政资金，为赛维偿还欠下的这笔信托贷款。这多少让人有些匪夷所思，排除令人猜测的因素，可能有两种解释：其一，政府已经很深地介入了赛维，在赛维的投资和经营决策上，政府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其二，在新余的地面上，赛维太大而不能倒，一倒当地的经济就倒了半边天，政府要“挽狂澜于既倒”。笔者以为，在赛维的案例中，这两种情况兼有。

　　当然，行政权力主体的每一项决策都是符合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腐败，那么，没有边界的行政权力不仅将是最大化的善治，还将带来最大化的效率。

　　可惜的是,这个假设是完全不成立的.因此,当这个假设越是被"放松",没有边界的行政权力就越是会恣意妄为,由此将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归结起来,这些后果是两类，一是决策失误，造成公共资源的损失和浪费，抑或民生问题被忽视或耽误;二是贪污腐败，在非法占有公共资源的同时，败坏整个社会道德。

　　如果新余市人大这项决议以后出了问题，即这笔偿还资金不能完整地归还公共财政，应当向谁问责?如何问责?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方面赛维债务窟窿巨大，另一方面光伏产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此，笔者呼吁，各地各级政府都要将深化自身改革置于重要位置，尽快转变传统的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方式，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为企业和老百姓创造更好的投资、经营和生活环境，由此推动当地经济增长。

　　1994年，各级政府相继开始政企分离的改革进程。由此，我国的企业焕发生机，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局面。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我国政企分离成绩斐然，但是依旧存在一些问题。

　　从政府角度来说，政府决策民主化仍需完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其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当下，政府的决策公开制度依旧不够完善。很多都是政府领导班子咨询专家、慎重考虑后的决策，公众对于决策的目的和原因并不是很了解，这样既不利于推动决策的实施，也不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人翁意识。所以，政府应该更好地推动决策过程的公开化、透明化，让公众真正有机会参与到政府决策当中来，政府也好吸收多方面的建议来完善决策，使决策真正做到利民、惠民。

　　从企业角度来说，现今企业过于依赖政府。当企业自身发展遇到瓶颈的时候，更愿意从政府方面寻求帮助，而忽略了企业自身存在的固有问题，不善于解决。企业如果想要做大做强，必须要学会利用自己本身的优点，发现自身存在的不足，扬长避短。优化企业内部的决策、管理的流程，才更能好的让企业发展。

　　破产、兼并都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存在的结果，政府应该做的是让公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更完善，想办法推动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很多时候，我们仅仅只是根据一些刻板的标签和符号去想像农民工群体，固化着既有的偏见认知。媒体带着先入为主的想像去报道这个群体，人们被媒体报道牵着鼻子走，没有真正尝试走进他们的生活，通过沟通来认识这些有血有肉的人，了解他们真正的爱与痛、焦虑和忧郁。

　　中国需要一场阶层融合运动。因为不仅城市人与农民工之间，社会各阶层间都存在一道沉重的铁幕。社会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的大背景，加上对话和协商机制的失灵，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越来越走向自我强化的封闭，阶层成为一个封闭的圈子，圈内人才有交流和沟通

　　化解阶层间的封闭和断裂，需要总体的顶层设计，需要以收入的分配弥合贫富差距的断裂根源，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重建制度性的协商机制——除了这些宏观的制度安排，像“请农民工吃顿饭”这类实践活动，也对阶层融合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样的活动有必要突破局部和个案，以形成一场各阶层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公共行动。官员与民众的隔膜，需要“吃顿饭”来消除;精英与大众的隔膜，需要“吃顿饭”来化解。

　　当有一天，官员能与百姓、富人能与穷人、城里人能与农村人坐在一起吃顿饭，我们的饭局不仅是圈内人的聚会，我们的朋友不再以阶层划分，我们的微博关注告别自闭的“人以群分”，中国社会才真正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

。这是马丁路德金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形成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交际圈是有限的，每天面对的是和我们有交集的人。正如学生每天面对的是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而不可能坐到商场上与企业家们斡旋。企业家、农民工、官员亦然。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我们交友的范围也越来越窄，不敢想象，今后会不会种玫瑰的人与种芍药的人都形同陌路。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而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创造一个让不同领域的人能共同交流的平台。只要努力地改变平行线中的一条，哪怕只倾斜一度，他们必然会相遇。

　　这个看似困难的工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当我们真正树立起平等待人的观点，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亲近友好。愿意和农民工去聊聊家常，倾听一下他们的想法，我们必然会增添许多朋友。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自己的老师，我们也一定会从别人身上发现属于他的亮点。希望地球村这个概念不是空谈，想到地球成为一个村庄，村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就觉得这个感觉真好!

　　提高烟草制品税率，让香烟涨价救人，至少从逻辑上来说，增加了抽烟的成本，部分烟民无力承担增加的费用，只能少吸或不吸，间接地“救了自己”。
　　 但是，笔者不知道，“烟价加1元救百万生命”的数据从何而来。众所周知，香烟是一种能让人上瘾的产品。控烟之难，难在“戒烟”。多少自称有毅力的勇士，都输在了戒烟上。提高区区1元的香烟价格，只会让“寒士”节衣缩食抽烟，少数烟民稍降一点档次。于控烟大局，并无多大益处。
　　 疑问在，提高香烟的价格，谁最终获益?如果是税收和烟企，是涨价控烟，还是涨价赚钱，还真不好说。
　　 当前控烟的主要问题，不全在于香烟价格。在利益

驱动下，企业会因价格上涨，制造更多价格梯队的香烟以满足市场，让烟民买得起，也吸得上。控烟首要的，一是要控制二手烟的危害，保护72.4%的非吸烟者。二是要加大宣传烟草危害，减少新生代烟民增量。三是要大力鼓励和资助烟民戒烟。

　　烟草本来就是高利润行业，其得到的收益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烟企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做公益的时候，都不忘打上“烟草助你成才”的广告。烟草产生的高额利润，本来就是烟民所贡献，就应该用在烟民身上，用在控烟上面。
　　 每年烟草产生的税收中，有多少在救治因烟患病的病人、在进行反吸烟宣传、在鼓励戒烟等，还没个明确的数据。
　　 或者，即使香烟要涨价，涨价后的收益，如果全部用于控烟、反烟，那么或许“烟价加1元救百万生命”，

真的就可能成立。

　　与其通过提价的方法让烟民戒烟，不如想想办法如何更好的做到控烟。其实，控烟的办法有很多种，最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政府可以加大力度宣传控烟，努力创造禁烟环境;明确每包香烟必须征收的国家税收、环境保护费用、教育附加费用等等，并监督这些费用落到实处。提高烟价真的是为了达到禁烟的目的，还是为了满足烟草商的利益，也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希望不要拿着全民健康的崇高理想作为说辞，实际上却想在暴利的烟草行业多分一杯羹。一句为国为民的善意话语，背后隐藏的可能是更多利益的驱使。企业应该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不要局限于眼前的利益，忽略了多数人的健康。经济收益固然重要，但人民的健康对国家的发展难道不重要吗?抽几十元甚至几百元一包好烟的烟民的确不在乎那一块钱，但是抽几块钱一包烟的烟民已经承受不起更多的负担，只能降低档次抽更差的香烟，对健康更加不利。既然这样不如花点钱做一些利民的好事，只有真正怀揣着服务人民的真诚，才能真正地到人民的尊重。所以，他们看似天真其实一点都不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