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重新翻开2011年的日历，不难为学者的观点找到佐证：继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之后，GDP再创新高，达到47万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1810元。同时，诚信、道德、矿难等关键词开始在互联网上频繁出现，带来困惑、抱怨与烦恼。“毒奶粉”、“苏丹红”、“瘦肉精”、“地沟油”等丑闻频繁发生，拷问着社会良知的底线，冲击着道德伦理的规范。
　　 这些“成长的烦恼”并非中国独有。当工业革命的滚滚车轮裹挟并倾轧着欧洲大陆的传统价值，英国大文豪狄更斯也曾慨叹：“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虽然经济是中国巨变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但并不是全部，甚至有可能并非最重要的部分。”《中国大趋势》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用这样的判断，诠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成果。
　　 历史的对照总是极富戏剧性：有媒体报道，本世纪初，面对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仍不是超级大国，“因为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点”。的确，此时的中国在不断累积贸易顺差的同时，也在续写文化赤字;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是资源和劳力，而非文化和精神。
　　 而今，在全球最大的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上，中国“最美司机”吴斌的事迹，吸引了600万人次的点击量;在开遍全球的孔子学院课堂，“中国好人”郭明义的故事，正在被外国学生津津乐道。
　 　点评者说：“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之一，同样也是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途径之一。在“中国制造”风靡全球的同时，中国的社会文明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当然，这个速度与中国经济相比较，还是显得缓慢一些。
　　由于中国地广人多，所以被习惯性地称为大国，即使发展成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难以被称为强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文明由于民族的多样性和复杂的文化差异，随也呈百花齐放之势，但离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仍有差距。
　　 诚然，若想要有好的思想观点，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繁荣的经济实力和强势的民族文化是最基本的构成条件。然而，古今中外，一个好的思想观点的出现，大多出现在民主自由嫉妒开化的时代。因此，想要真正制造出好的思想观点，首先要让思想更加自由。

　　青年有了期待，国家就有未来。青年有了期待，对执政党才有信心，这是执政党得以存在的基础，对国家的前途也才有信心。如果多数人觉得国家的发展跟自己没有一点儿关系，无法分享成果，没有共同的利益感觉，国家自然就没有未来。所以，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青年有了期待，国家才有未来。因为期待是前行的方向和动力。一个没有梦想的人，对未来没有想象的人，会自暴自弃;同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多数人都不觉得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或者看不到受益的希望，网上网下充斥着受害者、受损者、受排斥者的情绪，国家不仅没有未来，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青年有了期待，国家才有未来。因为“期待”和“梦想”是将一个多元化社会中的人凝聚起来的力量，都说中国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和分化，共识已经在贫富差距拉大中撕裂，没有了改革共识。而十八大报告正是努力通过“让每个人有所期待”来凝聚一个国家的共识。人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分歧，但在增加收入共同富裕上没有分歧，反腐败上没有异见，追求民主上没有异议，建设法治上也没有不同。人心思改革，人心求变化——这就是共识。如果民众

在这些问题上有了共同的期待，人心也就有了凝聚力，改革也就寻找到了共识。

　　点评者说：青年的期待源于他对这个国家的希望，而青年的前途则决定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一方面，青年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现在的国家影响到青年今后选择的方向。因此，我们先不要着急讨论国家的未来，还是先讨论一下现在的青年应如何选择一个相对正确的方向。因为有了正确的方向，才会有美好的未来。

　　当下的青年，是任何历史时期最独立、自由的一代，这一代，不仅伴随着改革开放一同成长，更不乏推动改革浪潮前进的有志青年。然而，这一代，又是充满各种矛盾、更加迷茫的一代。大学扩招所带来的毕业生同质化，导致大学生就业竞争空前激烈;农民工二代问题日益凸显;部分官二代、富二代的过激行为引发社会反感。种种现象表明，绝大部分的青年，目前状况并不乐观。这一方面是因为目前的确存在社会不公的现象，导致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媒体将部分不公行为扩大化，导致舆论失调。因此，想要保证国家未来的前途，首先要保证青年期待的方向;想要保证青年期待的方向，就首先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让青年在光明中有所期待。

　　从社会的视野，老一代企业主们的事业和财富如何顺利传承与增值，既是其个人事务，也与社会息息相关。因此，民企的接班难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大事。这个难题的症结似乎在于，一方期待另一方接班，而另一方流水无意，企业主和“企二代”们此处表现得意愿相悖。

　　然而从深层次考察当能发现，企业主们之所以期待子承父业，其目的是希望这种形式能够使自己创下的产业和财富免遭流失的命运，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既能尊重“企二代”们自主选择，同时又能使企业主们没有后顾之忧的办法?

　　实践证明，民企引入职业经理人是一个不错的举措。因为职业经理人打破了家族企业的固步自封，使企业的运作更加职业化和市场化，职业经理人制度运作得好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新的生机。从世界经济史上由家族企业成长为伟大企业的经验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几乎是一种必由之路，而那些坚持家族对所有事务全面掌控的企业则很难获得长久繁荣。

　　要让职业经理人制度发挥良好作用，第一要务是观念的革新，那种企业非家人打理便不放心的狭隘心态不但已落后于时代，而且未必有利于自己财富的增值。其次是寄望于制度的改善，职业经理人模式虽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良好制度，但近几年来一些民企老板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发

生的故事又在提醒人们，其在当下之中国还略见水土不服，而这一现状又使那些愿意引入职业经理人模式的企业主们充满了疑虑。从根本上说，没有契约精神，权力边界不清，利益分配不明，很难生长出现代意义上的老板和经理人，而培育契约精神却不能独责于企业家，它需要法律等制度环境的同步改善。

　　点评者说：对于老一代民营企业家而言， 他们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有着深沉的期望，这不仅关系到企业的财富增长，更是因为他们对一手创办的企业有着不舍的感情因素。因此，从个人愿望来看，他们更愿意、也更放心，将企业传承给“企二代”。子承父业，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看也无可厚非，然而，与老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同的是，“企二代”不仅对企业的情感没有上一代那么深，而且多数年轻人都是具有高学历、高修养的高素质人才。他们本身就有自己的梦想，不愿意生活在上一代的光环下，相比继承企业，他们更愿意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因此，职业经理人在这个时机出现，也算是应运而生。民企引入职业经理人，让更适合的人才管理企业首先就是一种进步，但关键在于如何区分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当然，中国的民营企业所将要面临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一点，但由此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也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当一个好的、合适的制度出现时，我们应当如何维护与改善。

　　目前,中国的"改革实验室"实验内容有演化的趋势:正从单一的经济改革向以公共治理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过渡.例如,6个经济特区,先后从全国人大获得授权立法权,特区之特,已不限于经济领域.11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关注国企改革、城乡统筹、金融体制改革及财税体制改革等主题,包含深层次经济改革和与经济改革直接相关的公共治理改革.此外还有数目更多的改革试点,如南京改劳教为教育矫治,珠海横琴设立独立反贪机构,广州取消部分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等.有些改革，渐趋于权力的自我革命.

　　公共治理试验区如雨后春笋一样从中国大地冒出来，证实了下述命题：经济改革的深化，既需要更进一步的经济改革来支撑，也需要相应的公共治理改革来配套，反映了中国改革对制度供给的迫切需要。

　　公共治理改革的方法论，与经济改革的原则是相容的：权力要坚决退出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回公共治理领域。正如李克强谈话所说：“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

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社会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

　　无需否认，过去所有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这一次公共治理改革也不例外。中国要到2020年全面小康，居民收入相对于2010年倍增，在全球经济哀鸿遍野与国内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无以为继之时，必须要靠改革来发展经济和提振内需。在这样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倒逼制度竞争、降低改革成本的努力就铆足了劲。

　　因为改革是帕累托改善，利益减去成本是有净收益的。可以想见，从试验区获得的公共治理改革成功经验，就像过去在经济特区获得的经济改革经验一样，必将蔚为

大观，在全国范围内铺张开来，让中国变得更自由、更繁荣。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的改革是先拣容易的改，是捏软柿子，现在，容易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是捏硬柿子的时候了!

　　点评者说：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不易的，因为每一次改革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面对今天的改革成果应当更加珍惜。然而，改革，不能只看前进的速度，还应注意前进的方向。如果方向有偏差，那么改革就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甚至有可能失败。今天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所包含的范围越来越集中，因此，今天所解决的问题将决定今后的发展之路。

　　判断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看广大群众能否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既然如此，就应当鼓励更多的人参与推动改革的建设，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大改革的力度;也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改革建设，才能更有勇气也更有能力去捏硬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