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13名中国青年和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小楼里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无人注意到这次会议的召开。这颗共产主义的种子却从此在中国迎风而长，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经过28年的血雨腥风，艰难困苦，前赴后继，矢志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

9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战争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也完成了一个革命党到一个执政党的转型。从带领四万万同胞翻身解放，到当今进一步推动一个十亿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业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党，可以固执死守一成不变的教条，以此应对纷繁变化的世界而屹立不倒。无数的实践证明，改革创新是一个政党保持生命力与先进性的关键之匙。从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到如今大力推进党内民主，中共的改革和创新思路清晰可见。顺应历史潮流，呼应时代和人民的心声，自我纠错、自我完善、自我突破，不仅事关执政党的兴衰，更关乎一个泱泱大国的长治久安。

中国共产党由理想主义而生，也必将以理想成就自己。民主法制、和谐社会的执政理想，一朝实现，将是中华民族的福祉所在。

历经半年，“首都经济圈”终于从一个概念进入到了规划制定阶段。

在此之前，“京津冀一体化”始终停滞在“设想”的层面。为改变大都市与贫困县区隔墙而立的现实，“环渤海”、“环首都”各种规划层出，却在推进中遭遇种种困境。

从世界城市发展规律上看，伦敦、巴黎，再到东京、首尔，那些世界级的大都市，均以都市圈的形式出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活跃的区域经济中心。

中国的“首都经济圈”今年初也在官方最高规格的规划中惊艳亮相，并被上升为国家战略。

经济圈中的核心———北京，正积极回应。这个致力于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正在被过度膨胀的人口、拥堵的

在各方的积极互动下，“首都经济圈”的综合发展已然进入了规划制定的关键期。

然而，摆在制定者面前的问题依然如旧：如何进行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如何定位各区域的功能？如何打破体制的制约和区域的壁垒？如何均衡各方的利益博弈？如何解决首都北京交通拥堵、人口过多、创新力不足、生态环境不佳等等问题，从而实现向“国际化大都市、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腾飞？

这一切仍然悬而未决。

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这样的预设可以来解释为何如今的大学毕业生都削尖脑袋投奔体制———因为那里象征着权力、声望以及稳定可观的收入，这些足以构成一种体面生活的全部所需。理性人的预设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无志于学术的青年会选择考研———在大学从精英教育沦为平民教育的那刻起，考研就是给自己增添筹码最偷懒的一种方式。

二十年前，广东的家长们训斥小孩时会说：不好好学习，将来送你去当干部。这话如今听来，竟如“马首红尘，恍若隔世矣”。这二十年间出

体制的温床为何在20年前如此不堪？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王绍光研究发现，1978至1995年间，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近10%，但在这段经济繁荣时期，中国政府却不得不竭尽全力提高收入以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因为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滞后于GDP的增长。

没有人是孤岛，也不该是孤岛。

谁都恐惧天灾人祸，谁都担心食品安全，谁都不想失业下岗，但谁来保障？当社会出现“互害”苗头，不安全感加重，我们高涨的GDP和惊人的发展速度有何意义？

公司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举足轻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主导的同时，也主导着社会主流价值观。当众多公司以新型的商业文明改写人际关系，“人”重新得到尊重、重视和爱人如己的服务时，社会才有和解的可能。

在慈善之外，公司在日常经营中把“人”的正面能量从员工向顾客渗透，从个人向家庭渗透，从企业文化向社会气氛渗透。它将驱逐暴戾、淘汰恶公司、团结忠诚员工和忠实消费

稻盛和夫是两家世界500强公司的推手，推崇的是“敬天爱人”———合乎道理即为“敬天”，以仁慈之心关爱众人就是“爱人”。海底捞是一家卖火锅的连锁餐饮公司，推崇的是“把人当人”———既在乎员工的伤风感冒，也为他们提供善待他人改变命运的公平平台。社会企业从英国传至香港再传到内地。借用商业工具帮助弱势群体，以自我造血功能解决社会问题。公平贸易运动也从欧洲来到中国，试着成为社会的融冰剂和润滑剂。

“敬天爱人”和“把人当人”是成功之道，也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每个人都有，只需要你唤醒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