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莫让舆论热点成为“断头新闻”》的评论，称：新热点的接踵而至，使“旧闻”成功摆脱了媒体和公众的视线，减轻了依法依规处置问责的压力，也就给涉事的单位和个人“暗度陈仓”提供了天然而又恶劣的掩体。

　　正如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记忆并不会被清除，相反，这些“创伤性的记忆”会串联起来，正如苏丹红、染色馒头、三聚氰胺奶等这些本不关联的事件，一次次唤醒了我们对食品安全的痛苦记忆。更关键的是，“断头新闻”意味着没有清除制度病灶，今后问题难免复发，形成新的记忆，这样只会对政府公信、社会信任造成更大伤害。

　　8·26延安特大车祸现场面带微笑的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被网友“人肉”出拥有多块名表。杨局长自辩称：5块名表均为个人合法收入购买;之后网友发现杨局长的一身都是宝，不仅发现了更多名表，还有疑似名牌眼镜、名牌皮带，这些消费一旦核实则明显超出了一个局长的合法收入水平。陕西省纪委曾安排人员进行调查，但之后就没了下文。

　　另一方面，公众并没有忘记这个事，9月1日下午，大学生刘艳峰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陕西省财政厅申请公开杨达才的2011年度工资。9月18日，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工作人员通知称：对其申请的内容已作出回复，并已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寄送。

　　点评者说：现如今，不仅以“新闻”取代“旧闻”的方式摆脱媒体和公众视线，同时也让“断头新闻”代替了“追踪报道”，本想掩盖社会矛盾，但换来的却是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新闻焦点的不断更替分娩出“断头新闻”，这种方式会让公众对所关心的新闻一时遗忘，但长期积存的压抑或许会导致非理性释放，一旦集中释放，后果不堪设想。

　　新闻自由虽不能完全保证受众可以了解到全部真相，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因此，让新闻变得透明，无疑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再者，新闻既是客观发生的，就并无正面与负面之分，媒体应当尊重并保护受众的知晓权，同时也应把持住媒体从业者的职业操守，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让真相公布于天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过去十天里，“理性”成为国内使用最频繁的词汇。它出现在国家领导人、政府新闻发言人对当下中国局势的陈述中，出现在中国许多地方街头的标语牌里，也最密集地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中。显然，“理性”不但成为中国引导当下社会情绪的最主要目标，它更代表了朝野对当下中国情势、国家利益判断的最大共识。
　　 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签署购买钓鱼岛的协议,单方面改变中日之间"搁置争议"的默契,直接引爆了众多国人的愤怒与爱国热情.经济浪潮奔涌三十多年泥沙俱下,中国普罗大众却依然记得"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古箴,值得欣慰,但各地游行示威活动之中，出现的不理智，甚至是违反中国法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也不免让人感到遗憾。
　　 游行示威不是一场游戏。在政治学中，游行示威被纳入社会动员范畴，是一种十分精巧的政治博弈的手段。它具有“双刃剑”的特质，在涉及利益博弈的时候更是如此，伤人还是伤己，往往仅在一念之间。这恐怕正是当下呼唤理性的最重要原因所在。
　　 事实上，在现代政治理念中，诉诸街头形式的自发的群体性意见表达并不具有很高的美誉度，甚至常常是警惕的对象。原因之一是其社会代价巨大，而收效不确定。原因之二是当代政治、社会治理已普遍实行代议民主，由于民意代表在各个层次的普遍存在，使得绝大多数的民意都

可以找到渠道表达。而更为重要的是，意见表达如果通过民意代表进行，能够更容易参与决策、影响决策。
　　 现代政治不禁止群体性意见表达，相反，会正视其积极意义。不过，为了防止失控，造成国家利益的重大损失或对社会的危害——也就是我们所呼吁的“理性”——所以它会有一整套的制度规范，来引导或强制实现追求个人利益或社会正义时的“理性”。
　 　点评者说：民众因“钓鱼岛事件”自发地举行集会游行，表达爱国热情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关键是要“理性”。我们看到了游行中的砸车伤人行为，也看到了有些城市的游行组织有序，过往之后，片纸不留。面对同一事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社会正处于艰难的转型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整体素质虽有不足，但仍有大幅提升。实际上，这一切也只是表象，并非本质和理由。首先，以游行的形式，充分表达个人及群体性统一意愿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但前提是不要伤害他人的权利、自由和个人财产，以及破坏社会公共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其次，游行示威的目的要明确，也要纯正，不能以游行之名做违法之事，这需要相关法律予以约束，也需要政府部门在舆论上加以疏导，并对游行秩序加以维持和行为上的保护。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民众本身需要“理性”，心里要明白需让自己的行动为结果负责。

　　温家宝总理近日在全国教师工作暨"两基"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这实际等于宣告:虽然当下教育界积累了诸多问题，亟须改革,但重走行政强化的路子已告不通。
　　 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寄望于教育决策变更,也寄望于受教育者.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开学典礼上透露,从今年起,复旦本科生管理将全面推行"书院制",而书院制重要内容是实行学生自治制度,内部事务由学生管理.即使不在大学而在中小学,受教育者也理应成为教学相长、教学互动中能动的一环.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教师五年一次定期注册考核过程中,增加受教育者评价的权重,这个注册考核是不是将更客观公正,也有利于降低"行政强化"的担忧呢?
　　 改变学校行政化管理模式，还寄望于我们的教育家。哪怕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中国也从来没有缺过志向单纯、目光远大的教育家。杨玉良等几位大学校长的开学演讲之所以受到网友传播和热议，就是因为从他们那充满激情和个性的话语里看到了中国诞生新一代教育家的希望。
　　 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教育回归本质，就是火焰从受教育者心头升起之时。每个人的火焰燃烧起来，将照亮整个国家。

　　点评者说：温家宝总理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教育改革应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倡导教育家办学，加快解决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问题。放眼中国的学校，特别是大学里的校长，虽然个个出身显赫，而且多数人在各自的学科中取得卓越的成绩，甚至是领军人物。然而，学术研究跟教育毕竟属于不同领域，就像好的球员未必能成为好的教练是一个道理。教育家办学，首先要懂得教育，能够始终站在第一线，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唯有如此，中国的教育才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中国的大学设立行政级别,实际是对校长等校领导设立了行政级别.一个纯正的教育家,哪里需要什么行政级别,他们需要的是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而非各种会议。
　　 其实，中国不乏优秀的教育家，就近代而言，譬如，蔡元培执掌北大校务，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张伯苓创办南开学校，另外诸如陶行知、晏阳初、陈鹤琴、黄炎培等都举办有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学校。他们共同营造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教育境界。因此，中国的教育只有回归到本源的状态，才有可能继续涌现出大师级的人才。

　　对监管部门来说，对于三家电商的调查从目前来看仅是以儆效尤，很难真正拿出有震撼力的处罚结果，因为其对电商经营行为的法律法规尚待完善，这也是之前电商行业虚假促销，假货横行的重要原因，为此有专家呼吁正制定中的《电子商务营销运营规范》等标准尽快出台，让执法调查机构有法可依。

　　虽然监管部门的处罚结果可能不会太重，但是对于电商行业来说，这次8·15事件带来的教训则足够深刻，至少短期内电商再想用忽悠和虚假促销的方式来发起低成本的价格战已经不再现实，库巴网正在推进的“哭吧，33天”活动的效果一般就是明证，而苏宁易购、京东的不跟进也显示其对于仓促的价格战已经开始变得谨慎。
　　 如何恢复消费者对快速增长但并不规范的电商行业信任度，开始重新回到线上来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将是电商巨头们须解决的问题，接下来的中秋、十一黄金周电商大促销和圣诞元旦假期销售，电商巨头间的价格战必会继续，谁如果继续在价格战中弄虚作假就可能遭消费者的杯葛，而将促销成本转嫁到供应商身上也将导致供应商的强

硬反弹，京东在9·3秋装促销中遭到的供应商撤柜事件已开始发酵。说到底，价格战还是电商企业自身实力的较量，只在供应链、物流和IT后台等方面有综合优势的企业才能笑到最后。

　　点评者说：一个品牌在激烈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依靠的一定是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而如果想长期领先同行业竞争对手，则必须依靠持续创新;营销手段可以帮助企业在短期内提高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产品销量，但培养不出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也换不来企业的长期发展;如果一个企业在促销、宣传方面涉嫌虚构原价、欺诈消费者的行为，那这个企业的未来或难以长久。

　　企业做品牌，可以是长期行为，也可以是短期行为。说是长期行为，是因为品牌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塑造成功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品牌最后只能剩下一个logo;说是短期行为，是因为品牌的发展规划虽然是长远的，但再长远的规划也要始于足下才能实施。因此，品牌在发展中所走的每一步、所关系到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换言

之，脚下的路走不好，前方即使一马平川，也会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
　　一个品牌能让消费者保持足够的忠诚度是一件不易的事情，作为企业应当去珍惜。如果因客观原因有伤害到消费者的行为，企业应该适量补偿，但前提是一定不要去欺骗消费者，因为在品牌的发展之路上，失去了消费者无疑是失去了整个市场。